中新网10月13日电 香港《文汇报》10月13日发表周八骏撰写的文章指出，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将大大激发中国亿万农民在2009年及嗣后几年的消费、投资和生产意欲。这对于正面临外部经济条件急剧恶化、出口市场明显萎缩的中国，既是增加内需以确保今后几年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不低于百分之八实际增长率，又明显增加农产品供应以遏制通胀的“及时雨”。

　　文章摘录如下：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众所周知，30年前，中国改革是率先由中国农村开始的。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取消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集行政和生产于一体的管理经营体制而代之以村、镇、乡三级行政架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和农业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当时中国亿万农民的生产力，显著地推动中国农村和农业在短时间里改变面貌，为中国的改革推向城市和全国，为中国的改革伴随对外开放，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近几年来，中国的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明显地滞后于中国的城市和第二、第三产业及第一产业其他行业的发展，中国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不如中国城市居民。

　　2008年8月29日，中国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中披露：近几年是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却也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几年；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绝对差距达9,646元，是改革开放30年来差距最大一年。尤其，2008年以来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实现全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难度较大。

　　克服中国农业与其他产业或行业、中国农村与城市、中国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严重不平衡的治本之道，便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农村改革的新举措。其中，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是30年前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为中国农业由家庭为经营单元向着现代化大规模集约经营提供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画龙点睛”之笔，换言之，一旦农村新的改革完成，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功告成；这也是中国农业和农村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旦中国农业推广现代化大规模集约经营，中国的城市化就将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经济就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毋需赘言，中国执政党采取如此重大改革举措是长时间酝酿的结果，正如不少评论所分析的，既需要克服来自中国执政党内外不可低估的“左”的阻力，也需要避免有关改革被引向右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方面，其决定付诸实施恰逢当前全球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则对于中国争取2009年及嗣后宏观经济较快稳定增长并控制通胀，不啻“雪中送炭”。

　　凡是对公共政策有所了解者都明白，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效应都可以分为“初级效应”(primary effects)和“次级效应”(secondary effects)，前者是直接而强烈的，后者则是间接而递减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30年前刚推行时对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刺激作用最大，嗣后，便随时间流逝而递减。因此，需要拟订新的改革部署，赋予中国农村、农业以新政策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大体上可以说，将是从2009年开始付诸实践，意味着将大大激发中国亿万农民在2009年及嗣后几年的消费、投资和生产意欲。这对于正面临外部经济条件急剧恶化、出口市场明显萎缩的中国，既是增加内需以确保今后几年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不低于百分之八实际增长率，又明显增加农产品供应以遏制通胀的“及时雨”。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前景，中国经济毕竟尚未完全与全球经济接轨，尤其，人民币尚未在中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下实现可自由兑换，使中国较之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更能承受全球金融危机打击。与中国经济尚未完全与全球经济挂钩相适应的是，中国政府仍对宏观经济拥有一定的行政调控权力和能力，使中国政府在面临如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天灾”和全球金融危机特大外部“人祸”时，能采取行政措施来组织全国力量共同应对，或者实施行政措施来调控市场以稳定价格。因而，我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能够经受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今明两年分别保持9.7%和9.3%的经济增长，怀抱信心。